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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律師袍的改良，既要體現律師職業的特色，更要融入更多的人性化因素，考慮律師著裝出庭的可操作性。

早在2003年開始施行的《律師出庭服裝使用管理辦法》便明文規定，律師擔任辯護人、代理人參加法庭審理，必須身穿律師出庭服裝。但由于種種原因，這個規定幾乎成為“僵尸條款”。目前，北京律師協會已經下發相關通知，律師出庭身穿律師袍將成為“硬性規定”。

在我國，律師和法官、檢察官一樣，都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一部分，且都有各自的職業化標識。在法律職業標識上，公眾所熟知的有法槌、法徽、法官袍、法官服以及檢察服、檢察徽章等，畢竟這些都是法庭上的常見之物。而與此相匹配的律師袍和律師徽章，因為律師穿戴少，公眾見得就更少，認知度明顯不高。

規定律師出庭著袍，看似只是一個形式，但承載的意義重大。它標志著律師職業的相對獨立性，能夠提升律師職業形象，提高律師的責任感，也有利于維護法庭的尊嚴。尤其在刑事案件庭審中，律師著袍出庭，更能彰顯控辯雙方的平等性。可在平時的庭審中，律師著正裝出庭的多，但也有少數律師著裝太隨意，既損害了律師職業的形象，又與法庭莊嚴肅穆的氛圍格格不入。

律師出庭不愿著袍，并非對自己職業的不尊重、不認同，關鍵在于律師袍“水土不服”。作為一個舶來品，由歐洲體現上流社會的身份的長袍發展而來。在英國，律師袍是身份的象征，不但出庭時穿，還可在慶典等重要場合穿。盡管長袍在我國曾延續了幾千年，但自近代以來，長袍除了在宗教領域得以沿襲外，基本退出了普通人群的生活領域，早已不適合人們的日常著裝要求。

在這種情形下，律師肯定不愿著袍在外行走，只得到法院再進行換裝，如何攜帶、到哪更換就成為了現實中不可回避的矛盾。而且，根據現有規定，著律師袍的話里面必須穿襯衫才能打領巾，更何況毛料袍子夏天穿著還不舒服，在海南等全年氣候偏高的地方更是如此，等等。諸多不便與不適，使得大多數律師消極對待出庭著袍。

此次北京規定律師出庭著袍，還只是在幾個試點法院推行，雖說是“硬性規定”，但多了不少人性化的考量：法院為律師準備了更衣室，律師協會在法院常備若干律師袍和領巾、徽章可供律師借用，等等。這從硬件上為律師出庭著袍提供了方便，但這些還只是權宜之計，難以全面推廣，更難以長期堅持。

其實，律師袍只是律師職業標識的外在形式之一，如果這種外來的職業裝在行業內部認可度不高，表明這與國情不相適應，就沒必要生搬硬套，大可以進行改良。對職業裝予以適時改良符合發展規律，我國法官服、檢察服也是經歷了多次改良。

對律師袍的改良，既要體現律師職業的特色，更要融入更多的人性化因素，考慮律師著裝出庭的可操作性，讓律師出庭著律師裝不再為難，使律師裝成為法庭一道新的風景，為更多的公眾所熟知。到那時，律師職業的法律共同體屬性將會更加凸顯。

文章來源：《人民法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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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乾成社第132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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