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紐倫堡審判中一個頗具法理爭議的問題即是：遵循納粹黨制定的法律所為行為，其個人是否應該受到懲罰。

當然，這個問題并沒有讓審判向我們意外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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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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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倫堡法案》

摘自《第三帝國圖文史》(英)理查德·奧弗里(慢書房編號：K516.44/5)

1935年納粹建立了一個法律框架，把德國猶太人排除在公民權利或與日耳曼人締結婚姻的權利之外。

隨著9月中旬納粹黨徒到達紐倫堡參加年度納粹黨大會，反猶政策迎來一個新高潮。諷刺在于，也許是為了呼應希特勒那年再三宣稱的、所謂和平是他的外交和軍事政策的首要目標，這次大會被稱作“和平大會”(Congress of Peace)。9月15日，新法提交給國會臨時會議審議。

希特勒審閱《紐倫堡法案》草案的時候，刪去了最后一話“此法僅對純猶太人有效”。但這樣就出現了一個難題：“半猶太人”和“四分之一猶太人”是不是公民？1935年11月14日發布了對該法的補充規定，規定明確：任何人，如果有兩個猶太祖父母，并且自己信仰正統猶太教，或者與猶太人結婚，或者自認為是猶太人的后代，將被定義為猶太人。

所有其他半猶太人或四分之一猶太人，仍然為公民身份且有服兵役義務。

摘自《第三帝國圖文史》(英)理查德·奧弗里(慢書房編號：K516.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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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法非法

文 / 劉星

摘自《西窗法雨》(乾成慢書房編號D909.1/53)

在常人看來，一種規則只要是經過官方的制定或認可，就算是法律。無論這種規則如何討厭如何邪惡，它都不會失去法律的資格。這當中隱含的一個意思是：我們可以找到一把尺子來衡量什么規則可以稱為法律，或者用這把尺子在法律現象和非法律現象之間畫一條界限，而這把尺子又一定不包含我們喜歡或厭惡的價值判斷。

名噪一時的英國功利主義大師邊沁曾對這種想法大加贊賞，以至于他的學生、法學家奧斯丁毫不猶豫地硬說“惡法亦法”(邪惡的法律也是法律)。然而，另有一些充滿激情的西方人針鋒相對地說，法律是正義的化身，邪惡的東西根本不能成為法律。

頗具刺激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方一些法院在審理與納粹德國法律有關的案件時，還真的拿這后一種觀點作為具有“善惡價值”的新尺子，將納粹德國的法律劃在“法律范圍”之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眼看就要結束了。希特勒手下的一名專司“圍捕打擊各類敵人”任務的蓋世太保分子，仍然窮兇極惡地追殺猶太人以及保護猶太人的德國人。一天，經他人告密，他獲悉一對德國夫婦在家里藏匿一名猶太人，便帶領數名手下直撲過去，試圖將這對夫婦和那名猶太人全部拿捕。當他趕到時，猶太人正準備轉移他處，那對夫婦也準備遷居鄉下。但這時他們的住處前門已被圍得水泄不通。丈夫見狀從后門逃出，蓋世太保舉槍射擊，丈夫倒在了血泊中，妻子和猶太人則被押送到集中營。沒過幾天，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這名妻子獲得了自由，但是丈夫的死仍然使她悲痛欲絕。

1951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開始審理各類與戰犯有關的案件，以示正義。那位妻子在政府的鼓勵下，像許多人那樣走進了法院，狀告蓋世太保分子犯有故意殺人罪。可是，在法庭上，蓋世太保分子說，他當時殺人是執行公務，執行法律。他還將1945年德國國會通過的緊急法令搬出來，說明自己殺人的法律理由——那法令講：“每位德國武裝人員，對各類逃犯，負有不經審判即射殺之義務。”他向死者的妻子表示歉意，但否認犯有殺人罪。

顯然，如果承認納粹德國的法令是法律，那么案件的審判將是十分困難的。于是，德國聯邦法院首先從“法律的名分”人手，否認納粹時期德國的法令是法律。法院稱，那些法令與人類最基本的正義相悖，根本不能成為任何行為的法律理由，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執行這樣的法令。蓋世太保分子的辯護理由就這樣被駁回了。

在西方，人們既可以看到“法律就是正義”的講法，也可以聽到“正義就是法律”的講法。這表明不少西方人是將正義作為法律資格的尺子的。這種觀念表達了一個深層的文化心態：法律和正義完全就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

當然，這只是西方法律思想中的某一觀點或派別，更多的人則是在不斷地爭論法律和正義是不是一個東西。他們一方面希望法律是“神圣”的，“惡法非法”；另一方面又希望法律可以擺脫價值判斷的干擾。

摘自《西窗法雨》(乾成慢書房編號D90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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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乾成社第152篇文章

責任編輯 / 陳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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