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陸嘵燕法官在無錫中院與市司法局聯合召開“法官與律師法律職業共同體建設”大會上的發言改編）

法官與律師，“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相互滲透的法律實踐中，法官與律師有很多共識，但也時有對抗、甚至沖突。

一方面，法官與律師是事業共同體。同根而生，來自于共同的法律院校、共同通過了司法考試，形成了共同的知識背景和思維模式，運用著共同的法律語言和法律文化，投入著共同的法律事業和法治追求，由此產生了目標、精神和情感的連帶。

另一方面，法官與律師又非利益共同體。法官是“在朝”司法官，律師是“在野”司法官，律師提供的是對當事人的法律服務，他必須站在委托他的當事人立場，去解釋法律和表達觀點，他體現的是委托人利益思維；法官提供的司法產品則是面向社會，他必須向整個社會輸入正義的標準和行為的規則，他固守的是社會利益思維。

在事業相同但利益差異的法官與律師之間，應當怎樣深化聯系，淡化隔閡，建設職業共同體？

古有“以文會友”，今有以法會友。法律人之間一定是以法會友，以共同的目標會友，在分享知識、溝通觀點的基礎上，達成理性，消除對抗，合力推動法治的生成。

第一，換位思考，站在對方的角度理解對方。

不能否認，無論怎樣高度一致的職業共同體，在共同體內部，每個法律人個體，接受到的法律知識和職業訓練是有差異的，法官之間尚時有分歧，更勿論法官與律師之間，基于角色利益和法律實踐的差異，分歧只能是加劇。

出于委托人的利益，律師形成和表達法律觀點不可避免地會代入當事人話語。對此，法官應當包容和體諒，切忌當著當事人的面訓斥律師的專業性。法律理解的差異是正常的，有差異，才有溝通交流的必要。法官也應給予律師更多的執業便利，避免對律師工作成本的無謂消耗，如做足庭前準備和法庭指導，避免二次開庭等。

同樣地，律師應當諒解法官特別是基層法官，他們每年要審理兩三百件甚至五六百件案件，白天忙于開庭和送達、保全、調查，寫文書等案頭工作占用的都是白加黑、五加二的休息時間，當案件無法如愿快速審結，當審限已經來臨，這時候就要理解法官抓狂的情緒，案件遲遲未決也是因為先來后到，千萬不要無所依據的“想入非非”。

第二，本位克制，克制角色固有的負面因素。

法官，要克制權力帶來的膨脹感。長期以來，我國殘存著官本位的思想，執掌權力者往往以“官”自居，執掌司法權力的法官，有時也會有下意識的剛愎自用。個別法官在形成裁判觀點時，認為聽從律師意見改變原有觀點是一件丟面子、跌份的事。但殊不知，法官的公正裁判，往往是在汲取了多方信息的基礎上才能形成的；而律師的專業意見，對法官裁判的貢獻無疑最為迅捷、直接和充分。

我在審理第一個農業承包合同案件的時候，有一位律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最后干脆送給我一本書，我敬佩并感謝這位律師，他采取的是專業的方式，來達到勝訴的目的。在彼此的互動交流中，我們的專業知識和思維模式都得到了提高。

如果一位法官以“官”自居，要求律師以仰視的目光看待他，他就已經人為隔出了屏障，失去了平等對話的基礎，甚至可能迫使律師用勾兌的方式去接近他。

律師，同樣需要克制由他的角色、由他的委托人利益思維帶來的一些負面的東西。譬如也有個別律師，不尊重事實和法律，為了達成勝訴的目的，為了收取高額的代理費，或者指導當事人鬧訪纏訪威脅法官，或者尋找途徑勾兌法官，甚至與法官串通制造虛假訴訟。

作為法律人，我們需要共同克制住一些法律以外的東西，克服對權力、對利益的過度欲望，堅守法律的底線和法治的信仰。

第三，分工合作，在不同的角色中共同地推動法治生成。

作為法律人，我們對法治有著共同的追求；作為不同角色的法律人，我們對推動法治又有著不同的渠道。

對當事人的釋法說理，律師具有天然的親和力。對當事人特別是被判敗訴的當事人，法官是有隔閡的，法官想要將法律知識和裁判理念灌輸到當事人的思維中去，非常困難。律師與委托他的當事人之間卻有著充分的交流和人身的信任，在法律人——法官與律師達成共識的基礎上，通過律師將法治的理念傳達到案件當事人，效果顯而易見。

與此同時，對社會規則的建立，法官作為裁判者又富有權威性。法官裁判形成的典型案例以及司法建議、調研報告、司法宣傳等延伸產品，對社會公眾的引導和行為規則的建立，無疑有著更廣闊更具滲透力的平臺基礎。

律師與法官，同為法律人，拆了一堵墻便是一家人。

我們不可否認角色差異的存在，墻是有的，也必須要有。但我們可以開一扇門，用來交流溝通，這個門不能是暗門，不能是損害法治的利益勾兌、利益輸送，必須是光明正大的門。通過這個公開、專業的門，共同討論專業問題、暢談法治理想、修煉提高水準，并向共同體外部傳遞理念、推廣介紹自己。

通過共同體的團結協作，尋求法律人的最大公約數。律師與法官，正是這個最大公約數的最中堅力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