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日前聯合下發《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規范刑事案件中電子數據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按照規定，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權依法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電子數據。朋友圈、貼吧等網絡平臺發布的信息都是電子數據。不過，如果電子數據在收集、提取中存在瑕疵且不能補正或做出合理解釋，將不得作為定案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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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鄭芷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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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三部門日前聯合制定并下發了《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一時之間，“朋友圈也能作刑案證據”成了各大媒體的頭條，風頭之勁，直逼某寶之類的娛樂新聞。然而，在學習刑事訴訟法的人看來，這東西都能成為頭條新聞，真是個笑話！

為什么是笑話？很簡單：朋友圈能作刑案證據，微博、微信內容能作為刑案證據，早就是這樣！本來就應該是這樣！遠的不說，北京二中院剛剛判的老浦的案子不就是微博定罪？所以朋友圈、微博、微信內容作為刑案證據本來就沒什么好驚奇的。

新《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這里，可以用于證據案件事實的材料，無疑包括所謂的“朋友圈”“微博”“微信”等等電子數據；而即便在舊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舊《刑事訴訟法》雖然沒有點明電子數據是刑事案件的證據種類，但也并沒有把電子數據排除在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之外。

現在兩高一部搞了一個《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就大驚小怪把“朋友圈也能作為刑案證據”當成新聞，要么是有些記者朋友沒了解學習刑事訴訟法，要么就是新聞媒體故意炒作。

朋友們可能要問：既然“朋友圈”“微博”“微信”內容本來就能作為刑案證據，那為什么現在要出臺這么一個規定呢？這不是脫了褲子放屁嗎？

也算是，但也可以說“非也”。

之所以說這個規定是脫了褲子放屁，原因就是前面所述：這些東西本來就可以是刑案證據，現在還要出一個規定，確有多此一舉的嫌疑。而之所以說“非也”，就要考察“朋友圈”“微博”“微信”內容目前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利用狀況了。

現狀是：如果能夠取得“朋友圈”“微博”“微信”記錄，在具備客觀性、合法性和關聯性的前提下，其證據作用是不可否認的。而現實中問題的關鍵在于，在目前的偵查實踐中，“朋友圈”“微博”“微信”記錄，以及QQ記錄、短信內容記錄等等，偵查機關“很難”取得。——這里的很難二字之所以加了引號，是因為這些信息本身從理論上講可以取得，卻因為一些“非技術性原因”不能取得。這些非技術性原因包括：偵查機關的惰性——不是那種大要案，不愿意費心去調取；某些牛逼企業不配合——移動、聯通、騰訊等等就不給提供，偵查機關一般也拿他們沒轍；等等。

也就是說，對于“朋友圈”之類的電子數據證據，本來是法律明文規定的證據，卻因為一些技術之外的原因無法取得。這就是電子數據取證的現狀。鑒于這個現狀，我們說：出臺一個新規定，聲稱“朋友圈可以作為刑案證據”，這并不完全是脫了褲子放屁。

既然不完全是，我們接下來就考察一下所謂“新規定”的作用：

其一，起到強調性的提示性作用。這個作用在于告訴那些牛逼的企業和單位：我們是有這個權力的，你們必須配合！這就類似于倆人打仗之前的那一聲怒吼：老子告訴你，老子的拳頭不是吃素的！

其二，告誡群眾不要亂講話。畢竟，不經過強調性提示，很多群眾不知道“朋友圈”可以作為刑案證據這么回事。現在借這個機會提醒一下群眾，也是挺好的。

當然，所謂規范電子數據的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新規定在這些方面雖然也確有積極意義，但卻有不少內容是對以往程序性要求的重復確認。比如：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應當由二名以上偵查人員進行；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電子數據鑒定意見有異議，可以申請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出庭作證；等等。本來，對于電子數據類證據，在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等環節就有以上這些程序性要求，以保證其證據能力。

其他的，實在想不出這個“新規定”還有什么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