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合同詐騙不要慌——合同詐騙案無罪辯護的12個切入點

發布日期：2026-03-18 瀏覽次數：602

合同詐騙罪是發生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的詐騙罪，但并非所有涉及合同的欺詐行為都以合同詐騙罪處罰，也不是當事人遭受的所有損失都需要刑法保護。辯護人應當在全面掌握案情的基礎上，深入分析合同相關領域的行業特征和運作模式，重點考察合同背景、履約行為、損害后果等12個方面內容，由此提出有效的辯護策略。

關鍵詞：刑事合同詐騙合同糾紛非法占有目的無罪

PART.01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陳某（個體商販）受A公司委托從事糧食購銷業務。1992年11月14日，陳某以A公司名義與B公司簽訂購買紅小麥2000噸合同，總金額154萬元，貨到一次性付清貨款。合同簽訂后，陳某即向A公司匯報。

當時正值A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換期間，因種種原因致使陳某誤以為公司不同意履行合同。

1992年11月25日至1992年12月30日，B公司分四批發運紅小麥2118.833噸，總貨款1631140元，并在交第一批貨時即提出，改變協議分批支付貨款，否則不予供貨。由于誤以為A公司不同意履行合同，且B公司又要求提前支付貨款，為減少損失，陳某遂將收到的紅小麥分批降價處理，得款120余萬元，將其中的74萬元提前支付給B公司，其余貨款用于償還債務和借給他人。1993年1月5日，陳某向B公司出具還款保證書，承諾愿意償還剩余貨款，與此同時，B公司向江蘇省寶應縣人民檢察院報案請求幫助追款。同年1月9日，陳某被監視居住后脫逃，此后對B公司的89萬元貨款再未償還。1994年9月11日陳某被抓獲。

請聰明的讀者判斷一下，陳某是否構成犯罪？

PART.02

司法處理結果

開篇案例，是“人民法院案例庫”2023-16-1-167-002 號案例：《陳某合同詐騙案——如何把握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犯罪的區別》，為閱讀方便，內容有所簡化。

江蘇省寶應縣人民法院于1998年10月30日作出判決，認定陳某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處罰金三萬元。

宣判后，陳某不服，提出上訴。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1999年2月13日作出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上述裁判發生法律效力后，陳某提出申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認為：該案是一起因沒有全部支付貨款而引起的民事合同糾紛，被告人陳某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客觀上沒有實施虛構事實或者隱瞞事實真相的欺騙行為，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B公司財產的目的，沒有合同詐騙的故意，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并于2003年2月25日作出判決:撤銷原判決和裁定，改判陳某無罪。

本案涉及合同糾紛和合同詐騙的區分問題，在第一審、第二審程序中，當事人陳某均被認定犯合同詐騙罪，經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予以糾正，可見類似案件在司法實踐中比較復雜，值得研究思考。

PART.03

基本概念和構造

合同詐騙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主要行為表現有五種：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合同詐騙罪是詐騙罪的特別法條，其實質是發生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的詐騙罪，同一行為同時符合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構成要件，應當適用合同詐騙罪。基本構造與普通詐騙罪類似：

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簽訂、履行合同——行為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物——被害人遭受損失

PART.04

辯護重點

合同詐騙案的辯護重點是準確區分合同糾紛和合同詐騙，二者的共同點是均存在合同目的沒有實現（比如一方沒有履行合同）或者部分沒有實現（比如合同履行完畢但未達當事人簽約預期）的客觀結果，主要區別是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主觀目的。但是，非法占有目的，是行為人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的心理活動狀態，難以對其進行準確衡量，并且，在現實生活中，涉案各方往往各執一詞，僅憑言詞證據很難認定孰是孰非。

特別是有一些案件，合同一方是在真實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實施了欺騙行為，有的甚至伴隨著逃匿、隱藏等行為，但其目的是為了欺騙對方當事人簽訂、履行合同并進而通過民事行為獲利，這與合同詐騙案中，行為人為了直接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的財物而實施欺詐行為有本質的不同。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認定行為性質，考驗案件參與各方的證據分析、邏輯推理能力和對刑事法律的理解把握水平。筆者認為，合同詐騙案的辯護工作應針對其特點，重點從以下12個方面切入。

第一，審查合同背景和締約目的

如果各方初始的約定，本身就不是一個需要真實履行的合同，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方實施虛假行為和不履約行為，當然不能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比如“明買實借”的情況，合同各方表面簽訂購銷合同，實際是借貸關系，如果在此過程中，合同約定的供貨方甲公司沒有按照合同供貨，則不能認定甲公司存在合同詐騙行為，因為按照各方真實意思表示，供貨方的供貨義務根本就不需要履行；同理，“明租實借”的情況也是如此，合同各方表面簽訂融資租賃合同，實際是借貸關系，如果提供設備一方沒有交付相應的租賃設備，即使其偽造購買設備資料，也不能將其偽造行為認定為合同詐騙行為。

上述情況很好理解，但是，實踐中如果演變為刑事案件，卻很容易定罪，因為虛假行為和合同不履行都是顯而易見的，且更為關鍵的是，往往其中一方當事人以被害人的身份出現，不會向司法機關講明雙方真實的約定。為此，該類案件辯護的關鍵就是要證明各方簽訂合同系出于虛假合意。

一是要注重分析研判合同各方締約前后及應當履約期間的各種溝通記錄，比如郵件信函、會議資料等信息，特別是要善于從海量的電子數據中找到案件突破口；二是要注重分析研判合同期內各方的行為特征，比如合同各方是否有積極履約的行為、是否有收發貨記錄、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客觀條件等，用以反證合同的虛假性；三是要注重分析研判市場環境、行業數據、同類交易價格、資金流水等因素，用以證明合同約定與客觀事實的偏離情況。通過多維分析查證，證實合同的虛假性和不履行合同的正當性，從而否定合同詐騙的指控。

第二，審查被告人履約準備情況

正常的經濟活動中，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前，往往會對合同標的進行考察、研究、評估，制定相應的方案計劃，準備物資、器材、設備、資金等，有的還會針對履約所需的能力進行學習、引進人才和技術力量等。因此，應注重搜集當事人履約準備工作的相關資料，行為人準備越充分，為此投入越大，越能體現被告人簽訂、履行合同的誠意和意志，越能證明其不具備非法占有目的。

第三，審查被告人履約能力

沒有實際履行能力而誘騙對方當事人簽訂和履行合同，是合同詐騙的典型做法，證明被告人有無實際履行能力也是合同詐騙案中需要查清和證明的重要內容，因此，對于沒有查證行為人是否有實際履行能力的案件，辯護人要特別注意，全面了解掌握被告人從業經歷、經營模式、財務收支、資產規模等情況，準確判斷其是否有履約能力。

對于簽訂合同之初具備履約能力的，可以推定，行為人不屬于明知無法履行合同而簽訂合同的情形；如果簽訂合同之初僅有部分履約能力，但結合行業一般特征來看，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將持續補足差額的，也應認定為具備履約能力，比如連續買賣合同、建設工程合同均存在此類情形；對于初始具備履約能力，但因為其他客觀原因的限制未能履約，或者因為正當合理的原因喪失履行能力的，也應當排除非法占有目的。

第四，審查被告人履約行為

重點收集審查行為人履約的投入、履約的程度、行為人所得及損失、應對風險和重大問題的行為等方面的材料，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履約的意志。比如，合同僅有少部分沒有履行的情形很難被評價為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再比如，出現重大風險問題，行為人積極想辦法降低風險、挽回損失的，也不應被認定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特別是，如果行為人已經取得合同標的物或者合同的對價，在面對重大風險問題時仍然積極履行、真誠承諾履行合同，而不是逃避責任的，應該給予行為人更多法律上的肯定。

第五，審查違約原因

應通過收集、審查經濟形勢、政策變化、經營管理、突發事件、意外情形、合同標的特殊限制（比如保質期）等方面的證據材料，綜合認定合同違約的原因，對于因客觀、合理原因違約的，一般可以排除對行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比如在開篇案例中，合同違約的主要原因是，在A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換期間，陳某誤以為A公司不同意履行合同，同時又出現B公司提前要求支付貨款的意外情形，其出于減少損失的目的，降價處理標的物，導致貨款不能足額支付，因此最終被認定不具備非法占有目的。再比如，在醫藥等產品買賣合同的履行過程中，如果因故不能及時交付，又面臨產品到期失去效用價值的風險，行為人出售變現導致合同無法履行時，也不能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第六，審查合同所得的去向

通過審查支出明細、采購合同、相關發票、貨運清單、生產計劃、資金流水等材料，搞清涉案所得的去向和用途。對于行為人肆意揮霍合同所得或用于非法活動的，容易被認定為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反之，對于合同所得主要用于生產經營活動的，則一般不宜認定為非法占有目的。對于部分用于投資理財、個人正常生活消費的，不能一概而論，還應結合其所占的比例及使用目的進一步判斷。比如行為人將合同標的用于投資理財，是為了在客觀履行不能的情況下，盡量實現資產保值，則不應當評價為非法占有目的；再比如行為人用于生活支出的部分所占比例很小，數額在合理范圍之內，也不應輕易評價為具備非法占有目的。

第七，審查行為人事后態度

當出現合同違約無法返還相應財物的情形后，應重點就行為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且拒不返還的行為進行研判。具體來看，考察是否存在故意令合同相對方無法聯系的情況，比如逃匿、變換聯系方式、辦公地點等；考察是否實施令合同相對方難以主張權利的行為，比如隱匿、銷毀賬目等；考察是否實施令合同相對方權利無法得到補償的行為，比如抽逃、轉移、隱匿資金，或者假破產、假倒閉等。如果違約后，行為人主動向合同相對方通告情況，積極采取辦法降低風險、減少損失，提供相應抵押、承擔相應責任等，則一般不應認定非法占有目的。

第八，審查被害人的簽約目的

重點收集、審查被害人發展規劃、工作計劃、評估報告、會議紀要、會談記錄、往來函件、方案總結等內容，綜合判斷被害人簽訂、履行合同的目的。如果被害人簽約的目的，并不追求行為人所營造的虛假事實，則很難說被害人因該欺詐行為陷入錯誤認識，被害人基于此做出的簽訂、履行合同的決定也與行為人欺詐行為無關，當然不能追究行為人合同詐騙責任。比如在企業并購重組領域，如果行為人隱瞞了企業虧損的事實或者夸大了企業盈利能力，但投資人卻看中的是企業所處行業發展的前景，即使投資人最終投資失敗遭受損失，也不應將此不利結果歸責于行為人。

第九，審查被害人的合同行為

重點收集審查被害人開展合同標的價值評估、盡職調查、財務審計、資料審核等方面的資料，判斷被害人是否盡到一般情形下的注意義務。如果被害人沒有履行應盡的注意義務，則可以認為被害人并不在意行為人是否實施欺詐行為，其做出決策，顯然主要基于其他方面的考慮，在此情形下，很難認定被害人因行為人的欺詐行為陷入錯誤認識。

比如在企業并購重組時，投資人沒有按照行業一般做法對目標企業進行盡職調查，也沒有進行財務審計和資產評估，其做出投資決策顯然是出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在礦產資源轉讓時，如果投資人并不對資源儲量進行勘測，以一口價方式完成投資收購的，顯然投資人是在認可不確定性的基礎上做出的決策，很難認為投資人陷入了錯誤認識；再比如，公司董事長擅自決定以公司名義訂立擔保合同，相對人沒有審查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的決策文件，則在民事法律行為中，公司可以主張擔保合同不發生效力，此類情形中，顯然不宜從刑法上認為被害人因該董事長的欺詐行為陷入錯誤認識。

第十，審查被害人對欺詐行為是否知情

審查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中的往來函件、溝通信息等資料，判斷被害人對行為人的欺詐行為是否知情。如果被害人對欺詐行為知情（實質上，在此情形下，行為人的虛假行為亦不能評價為欺詐行為），則不應認定被害人因之陷入錯誤認識。此類情形本不應該按照合同詐騙來處理，但是司法實踐中卻時有顯現，究其原因，此類情形主要出現在合同雙方均明示或默示認可某種虛假行為，但產生糾紛后，一方當事人矢口否認的時機。比如，在買賣合同中，雙方均口頭認可一定的賬物不符的情況；再比如，在建設工程領域，發包方默許承包方虛列開支沖抵有關費用的情況。

第十一，審查被害人是否遭受損失

按照合同詐騙罪的基本構成，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如果被害人沒有遭受損失，即使存在欺詐行為，一般也不應按照合同詐騙罪對行為人進行處罰。特別是在建設工程合同、長期服務合同等綜合性、連續性合同中，應當將合同各方長期以來的合作模式、合同的整體履行情況、資金往來及對賬等情況作為考察重點，對于行為人的欺詐行為導致合作期內的某一時間段，或者部分項目中，合同相對方存在利益減損，但是未能影響整體合同履行的，不能輕易認定存在刑法意義上的損失。

比如，在建設工程領域，按照基本的經濟規律，發包方希望工程開支越低越好，承包方當然希望工程造價越高越好，這是雙方利益訴求產生矛盾的關鍵所在，也因此，該領域的高估冒算行為也比較常見。如果承包方在部分工程中受到發包方的打壓沒有獲得應有的利益，之后在其他部分工程中偽造工程量、獲得部分工程款進行補償，從總體工程決算來看，發包方并沒有多支出工程款，欺詐行為也沒有影響合同的全面履行，則應當認定發包方并未遭受損失從而主張不予刑事處罰。

特別要注意的是，如果報審的工程量與審計的工程量有出入，并將二者差值作為發包方損失且指控合同詐騙的，要重點對審計報告進行審核，結合雙方合作情況、行業發展數據、當地價格水平等，綜合評估工程量價值，不能唯審計報告論；同時，對于雙方一開始就約定按照審計結果結算資金的，即使工程量有出入，通過審計這一民事渠道已經足以消除不良影響和后果的，發包方也不會因此遭受損失，亦可主張沒有刑事處罰的必要。

第十二，審查被害人遭受損失的原因

在被害人遭受損失的案件中，應重點結合締約目的、市場變化、行業動態、客觀條件變化、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等情況，綜合判斷被害人遭受損失的真正原因及與行為人欺詐行為的關系。如果行為人的欺詐行為并沒有導致被害人損失，被害人的損失另有其他原因，則不應以合同詐騙罪對行為人的欺詐行為作出評價；如果被害人的損失的確有行為人欺詐的原因，但同時還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則其損害結果屬于多因一果，此類情形應當考慮減輕行為人的責任。

比如在偽造財務報表促成股權收購的案例中，應當對財務報表的虛假程度以及對目標公司經營發展的影響進行分析，同時考察市場變化、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因素，如果目標公司最終經營失敗未達投資人預期的原因，主要是經濟大勢判斷失誤、經營不善等所致，而非行為人簽訂、履行合同瑕疵所致，則不應認定行為人構成合同詐騙罪。

PART.05

結語

盡管《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列舉了五種合同詐騙罪的典型表現，但卻遠遠無法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作為辯護人，要高度重視、敏銳識別單純按照欺詐行為客觀歸責的錯誤做法，通過對以上12個方面情況的考察分析，重點判斷案件是否具備行為人主觀犯罪故意、非法占有目的、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及因果關系、被害人遭受損失及因果關系等要件事實，從而制定有效的辯護思路。

PART.06

特別聲明

本文所有內容均為作者個人觀點，僅用于學習交流之目的。不可視為作者出具的法律意見、建議，不能作為決策和行動依據。本文如需轉載或引用，請注明來源及作者信息；本文如需用于商業目的，請聯系公眾號后臺或作者微信取得授權。

PART.07

作者簡介

劉曉強

乾成律師事務所律師

重大爭議解決 | 重大爭議解決業務部

個人簡介

劉曉強律師，原系解放軍某部保衛處副處長，畢業于國防科學技術大學，歷經全軍各級機關、多類崗位任職，工作經歷豐富、業務領域多元，長期從事法律相關工作，多次參與重大刑事案件偵查調查，獲得中央軍委職能部門表彰獎勵6次、榮立三等功2次。

擔任律師以來，專注于刑事辯護，先后參與辦理故意殺人、詐騙、涉黑涉惡、強迫交易、貪污賄賂、非法經營等重大刑事案件，善于從全局高度把握案件、從偵查視角分析證據，能夠多維度、多角度捕捉和發現矛盾問題。

業務領域

刑事辯護 | 企業刑事風險防范

（掃碼關注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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