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高銘暄先生生于浙江玉環(huán)鮮疊的小漁村，父親從事司法工作的經(jīng)歷讓他年少時便與法律結(jié)下不解之緣。
1947年他考入浙江大學法學院，受李浩培先生影響，篤定了深耕刑法學的人生方向；
1949年他拿著浙江大學開的“旅行證明書”轉(zhuǎn)入北京大學法律系，親歷了開國大典，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
通行證
北京大學畢業(yè)證
1951年他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攻讀研究生，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從此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法學教育的講臺。
中國人民大學畢業(yè)證
1954年，高銘暄先生接到通知，赴全國人大參與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的起草工作，那時他才26歲。
起草小組成員中雖然不少人曾從事過司法工作，但刑法專業(yè)科班出身的只有他一人，他也成了唯一全程參與這部法典起草全過程的學者。為了盡快解決小組成員普遍缺乏刑法基礎知識的問題，負責刑法起草小組工作的武新宇主任讓高銘暄先生給大家上課，講一些刑法學的基礎理論。
1955年，刑法起草小組如期初步擬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一稿。
1957年6月，法律室拿出了草案的第22稿。
此后，刑法立法工作歷經(jīng)反右斗爭、大躍進、文革的波折，兩度中斷，無數(shù)資料損毀遺失，先生卻始終沒有放棄；1963年，前后修改33稿的刑法典草案被置之高閣……直到1978年，新中國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開啟。在這一輪的修訂工作中，先后產(chǎn)生了5稿草案。“前面的33稿，再加這5稿，等于前后幾十年有38稿，才制定了這部刑法典。”
從1954年到1979年，高銘暄先生把人生中最寶貴的25年，全部傾注在了這部法典上。
直到1979年7月1日下午4點05分，第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先生在人民大會堂三樓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這部192條的法典，終結(jié)了新中國成立三十年沒有統(tǒng)一刑法典的歷史，讓刑事司法活動終于實現(xiàn)了有法可依。
此后又數(shù)十年，從25部單行刑法的制定，到1997年刑法的全面修訂，再到歷次刑法修正案的研討論證，中國刑事法治建設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先生躬身入局、伏案深耕的身影。
他寫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更是完整留存了新中國刑法立法的珍貴史料，成為后輩學者研究立法歷程的必讀之作。
法學教育是他用七十余年的躬耕踐行的事業(yè)。
1957年，高銘暄先生參與編寫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學教材，期間腰疼病發(fā)
作只能臥床，他墊著木板、躺著完成了核心章節(jié)的撰寫。
1984年，他成為新中國刑法學專業(yè)第一位博士生導師，直到90歲高齡才停止招收博士生，一生培養(yǎng)了64名刑法學博士，其中不少人成為了中國法學界的中流砥柱。
而聽過他的課、讀過他的書、受他的學術思想滋養(yǎng)的法律人，何止千萬。
哪怕到了耄耋之年，先生依然筆耕不輟，兩三個星期就能手寫完成一篇萬余字的學術文章，每年都要修訂教材著作；他學著用電腦、用微信，深夜十二點還在朋友圈打卡學習英語；為了準備一場采訪，會熬夜把問題和回答要點工工整整抄在卡片上。
他一輩子都在學習，一輩子都在做事，用近百年的人生，給我們這些后輩做了最好的榜樣。
2019年，高銘暄先生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他是當年法學界唯一的入選者，這份榮譽，是國家對他一生治學育人、深耕法治的最高肯定。
“我將刑法視為至愛，須臾也不曾分離。”
“教育乃我之事業(yè)，科學乃我之生命。”
“中國刑法學躋身于世界之林，讓世界承認中國刑法學的特色和獨到之處，這事關中國刑法學的國際話語權(quán)問題。”
“政治上強，業(yè)務上精，方法要對，作風要正，文風要好，這是我對學生們的期望。”
“我是個‘90’后，受黨多年教育，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我還要和法學界同仁一道，努力推動法學體系不斷發(fā)展完善，為我國法學的發(fā)展作出新的貢獻，爭取老有所為。”
“律師事業(yè)，大有可為。”
……
“大先生”需有大學問、大品德、大格局，能成為學生“為學、為事、為人”之示范，是踐行教育家精神的理想教師，是“經(jīng)師”與“人師”的統(tǒng)一者。
高銘暄先生是當之無愧的大先生。
2026年2月26日下午，我們剛接到高院開庭通知，彼時正是該案的研討會，兩組辯護團隊就當庭策略爭得不可開交，一組認為應遵循事、理，為無罪者做無罪辯護，另一組認為無罪案件千中無一，從當事人利益最大化考慮，應勸其部分認罪、做罪輕辯護。
正思量，同事悄悄從側(cè)門進來，告訴了我高銘暄先生溘然長逝的消息。
一股悵然在心底滋生，慢慢漫了上來。
與高銘暄先生的首次“接觸”是2014年，當時我去乾成的鵬潤辦公室面試，正是年輕氣盛、傲氣“凌云”的可笑年紀。
等待期間，透過會議室的玻璃墻，抬眼突然就看見走廊墻上掛著一副手書：
“效率，敏于事而慎于言，為乾成律師題”
落款竟是此前只在教科書中見過、刑法課上聽過的高銘暄老師！
《論語?學而》第 14 章對 “君子” 品格與 “好學” 標準的核心定義為：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此外，《論語》的《為政》篇 “慎言其余，則寡悔”、《憲問》篇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共同構(gòu)成了儒家 “敏行慎言” 的核心修身準則。
南宋朱熹在《論語集注》中注：“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更加點透了這句話的核心邏輯：
律師所做之事本就艱難，所以要高效勤勉、全力以赴；
律師所說所論句句關切，所以要言之有據(jù)、審慎克制。
這幅字上短短的一句話，如當頭一棒，瞬間敲散了我初出牛犢的無知無畏。
此后也逢高銘暄先生陸續(xù)在一些具體案件中躬身分析、給予了我們更多的專家指導，一晃十數(shù)年。
先生走了，享年98歲。他一輩子為國家立刑法，為行業(yè)育人才，為后輩明方向，把畢生心血都獻給了中國的法治事業(yè)、法學的教育事業(yè)。
今年2月14日，先生為全國教育界寫下新春祝福：
“希望廣大同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忠誠于黨和人民的教育事業(yè)。以德立身、以德立學、以德施教，為教育強國建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希望廣大青年學子與祖國同行，與時代共進。鍛造品德修為，錘煉過硬本領，努力成為具有崇高信仰、堪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棟梁之才。”
“敏于事而慎于言。”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且慢些走，且再看看……
